德國Express雜誌
關於1989年民主德國（即東德）柏林圍牆的倒下，很多人都已經淡忘，或者覺得已經是歷史，不再重要。可是，對生於東德年代的人而言，卻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不論是對更好社會制度的追求，還是個人生活的改變，而這段歷史對於我們，具有什麼意義？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勞工世界網專訪了兩位不同背景的“東德人”，分別是一名文化學者和一名工人，希望可以從他們的答案，窺探當年東德的那場變革，回顧當年人們怎樣看待這段追求理想社會的歷史，以及德國統一對於東德人的意涵。
人物：
希爾維亞•穆勒（Silvia Müller）（下稱“希”），1953年生，文化學者，成長于東柏林，自1980年代開始從事獨立和平運動和左派反對活動，1984年作為記者遭到職業禁止，之後病休。1989年主要在反對派組織及其《弗裡德里希菲爾德 報火警者》編輯部，人權組織“異議”和“具體和平”組織的繼任委員會工作。“左派聯盟”的創建人之一及其在“中央圓桌會議”的代表。媒體立法委員會，媒體監督委員會和廣播電臺委員會的成員。現已退休，生活在瑞士和柏林兩地，依然活躍在政治和藝術領域。
格俄特•斯賽潘斯基（Gert Sczepansky）（下稱“格”），1950年生，是一名車削工，成長與東德卡爾馬克思市(今開姆尼茨市)，1989年作為車削工工作於一家技術改造工具製造企業，“新論壇”區委員會的成員，目前是服務行業工會的書記，處於老年員工非全職工作的免工作時期。
民主德國的偽善？
社會主義是很多人的理想社會制度，包括不少東德人。很多人都堅信這個信念可以實現。然而，東德的沒落，是否讓人失去了這個信念？希指出，她自小就認為自己可以像父母一樣，做為先鋒隊和青年團裡的“好學生”，真誠地為“更好的德國”作貢獻。然而，在她成長的時候，就發現理想與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狀況之間的距離，並慢慢理解充滿虛偽，教條和個人野心的行為方式，並非個人的錯誤，而是與自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有關。於是她在1980年代初加入了左派反對黨和民主德國的獨立和平運動。
然而，並非所有東德人都像希那樣憧憬民主德國。格則指出，他從未相信過通過社會統一黨（東德的執政黨）能成功實現理想。他認為，他們的理想是一個非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自由選舉，享有合理待遇的工作，自由表達和自由旅行。他還說，1989年11月9日以後，當他親身經歷了最終導致德國統一的民眾運動之後，就失去了這個信念。
很多人都認為1989年的巨變是一場革命，而對於希和格而言，1989年秋天的示威遊行就是結束了社會統一黨的一黨專政，以及贏得了應有公民的權利。
回顧民主德國的垮臺，很多人都經常強調是因為經濟上已無路可走，或者因為她在政治上和/或者道德上已不再具備合法性。希回想當年，民主德國是陷入政治道德危機。她舉例來說，社會統一黨媒體公佈的官方年終結算與嚴酷的現實了形成鮮明的對比：城鄉敗落，企業倒閉，民怨沸騰。荒蕪和停滯不前的景象以及失落和無力的感覺，再加上被圈在柏林牆內永無出頭之日的拘禁，這一切導致了1989年夏天的東德人越境到西德的浪潮，以及大規模示威遊行和新的政治組織的組成。與此同時民主德國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失去了信貸能力，破產了。
但是，她也認為資本主義的西德以及個人的成功訴求並不能改變自己的國家。1989年10月1日的一封信表達了很多民主德國公民的態度：“我們積極投入新的組織，因為我們為民主德國擔心。我們要待在這裡工作。我們請求那些有權勢的人，不要利用我們的努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不主張重新統一，因為我們認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我們並不追求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我們要在民主德國內實現改變。”1989年11月民主德國作家發起的“為了我們的國家”的倡議也得到了一百多萬民主德國公民的回應，也引發了對有別於聯邦德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選擇的思考。
東德公民運動的作用
民主德國的公民運動可以說促成了1989年變革。希指出，像其他在1989年秋天湧現的政治聯合組織一樣，“左派聯盟倡議”也成立了。“左派聯盟”是唯一一個政治組織不僅反對社會統一黨政治官僚，同時也對“資本主義復辟”提出警告。他們不僅意識到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危在旦夕，而且也為社會主義的成果擔心，如沒有失業，免費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機會均等。1989年這個“短暫的烏托邦之秋”可以說是她一生當中最投入政治運動的時間。除了我們這些反對派，終於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掌握自己的命運，示威遊行，書寫標語傳單、決議書，或者加入某個政治團體或者組建政黨和社團，選舉大學生和企業的委員會。
在反對派和民眾抗議面前，政治局官僚們退縮了，最終以打開柏林牆向西方投降，但是他們不願放棄在國內的統治。邊界開放後雖然參加群眾遊行的人數減少了，但是並沒有立刻出現要求重新統一的口號。至少在柏林，西德的科爾總理于1989年11月10日在蕭恩伯格市政廳對兩萬多群眾，發表他要求重新統一的演講時，還遭到口哨譏諷。同一天，六個政治聯盟團體要求“就緊急情況”舉行圓桌會議。12月7日會議開始的時候，社會統一黨政治局已經退位，“德國統一的祖國”的呼聲高漲起來。12月28日“左派聯盟”在圓桌會議上試圖發出警告，告訴人們新政府迎合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重新統一建立經濟基礎，儘管他們的努力最終只是徒勞。
人民的財產，是誰的財產？
企業一直為民主德國提供了就業保障。因此，希和格都指出，民主德國是不存在失業問題。高素質的員工原本想為企業貢獻他們的知識和技能，然而，面對官僚的中央集權式的管理，生產材料的長期短缺，生產設備的老化失修以及整個破敗不堪的景象，他們變得越來越沮喪和頹廢。在這樣死氣沉沉的工作環境下，每天還要在災難性的條件下去為滿足計畫指標而奮鬥，工人們不可能覺得自己是宣傳中的“統治階級”，而和其他的職員們一樣感到只是被夾在“上面”和“下面”的夾縫中。
因此，在東德轉變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社會衝突，就是職工們為了保衛自身，反對解散員工，發起工廠暴動乃至總罷工。對於這種情況，希指出民主德國所謂的人民所有制實際就是國家所有制。就像許多人不把或不再把民主德國看成自己的國家一樣，大多數人也不把人民所有理解為人民的財產，也不將其當成人民財產對待。在民主德國的工廠，抗議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點要求是“我們不願再被上頭指揮和領導”。工廠領導被要求下臺，特別是因為這些以前被上頭派來的“人民財產”的管理者經常以極快的速度見風使舵，急急忙忙地與潛在的西德合作者進行“合資”談判。
到了現在，原民主德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財產——工廠、不動產、地產、賓館、宮殿等等，轉給了西德的所有者，一些因此受到影響的人認為這是一種以自己的失業為代價，換來的是沒有補償的剝奪。
可是，東德的工會組織在變革中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格指出東德唯一的工會--自由德意志工會聯盟，是執政黨社會統一黨的工具，可以說沒有任何作用。1989年10月之後，自由德意志工會聯盟和西德的工會談合併。總體來說，首先開始的是人員的接管以及組織結構的建設。對於以前專職人員的處理，情況各異。公共事業及運輸交通工會接收了“老人”而停用了一些“新人”（ 格從1990年11月開始在該工會工作），其他的都是西德的人。冶金工會開始的時候和那些以前的幹部們合作，之後卻又重新選人。而採礦化學能源工會，據格所知，將以前的幹部人員全盤接收下來了。
一個德國，還是東德西德？
對於合併後的德國，兩位不約而同都表達了東西德的差異。希指出了東德的貧窮，而格則指出東德人還是有二等公民的抱怨之情，因為很多人覺得自己是德國統一的失利者。
事實上，東德原有的不少福利和社會制度在統一後都消失了。在東德曾經有過一些對老百姓日常生活影響很深的獨特的社會機構設施，比如在教育行業，醫療行業或者鄰里生活的組織方面。希指出，統一後，組織良好的前民主德國的“聯合診所”被解散了。醫生們必須貸款自立營業。現在看來，“醫生診所”還是有意義的，但是絕不允許再叫“聯合診所”。而格則指出，東德物資短缺的年代，形成了鄰里間易貨交易的。不過，東德社會還是很快地適應了西德的情況。
聯邦政府通過信託政策將前東德的相當一部分工業生產瓦解掉，然而並沒有以等量齊觀的新的工業建設來進行補償。希指出，整個地區都被高居不下的失業率弄得疲困潦倒，老化愚鈍。社會生存的艱難不僅拖累了個人，還有家庭，鄉鎮，和小城市，結果導致個人孤立。工作被貶為打工，人們價值取向轉為金錢，佔有財物和消費，甚至揀便宜貨打發時間，這是由制度決定的。社會的發展趨勢是道德淪喪，墮入自私自利和純消費思想。但是，對於工會而言，格則認為，東部和西部的工會面臨的問題不存在較大的分別，同樣是由於對一些工會沒有兌現承諾深感失望，導致很多人退出工會組織。
轉變之後，原來在民主德國就存在的新法西斯勢力，在前西德的新納粹組織骨幹的説明下，以令人瞠目的方式鞏固和壯大起來。但對於格來說，他更擔心的是越來越少的參選人數，普遍潛在的敵視外國人現象，以及遍佈國家各個階層的對鐵腕政治人物的呼喚。